阿里巴巴打出电商打假“第二枪”。3月9日，阿里巴巴向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一家涉嫌出售假猫粮的淘宝店主，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

此前两天，马云在微博上发表长文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这一表态迅速在正召开的全国“两会”间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

更早之前的1月，阿里巴巴曾首次起诉售假店铺，将一家销售假冒施华洛世奇的店铺诉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

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阿里巴巴对打假可谓多管齐下。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除了线上打假、组建大数据打假联盟帮助品牌打假、联合执法机关端掉线下窝点外，不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民事手段，“将穷尽一切方式继续追杀假货分子”。

假货，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发展，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瓶颈，打假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作为主要交易集散地的线上电商平台，正不可避免地沦为假货流转通道，也是时下打假最受关注的正面战场。

电商平台大多声称要扭转假货泛滥局面。淘宝、京东、eBay等电商平台，一方面主动协同执法部门线下打假，一方面构建独立的大数据打假系统。

而大数据治假能否突围，堪称互联网时代打假成败的关键。

高仿假鞋的高利润

入夜，福建莆田市安福电商城正门旁的咖啡馆内，一张不大的咖啡桌上随意摊放着5双名牌运动鞋和一沓订单。鞋商曾小伟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和打火机修补着这些新鞋上的线头，然后用5元一瓶的甲苯，对鞋面做清洁亮化。

他在为这些刚收购来的假冒高仿鞋做最后的拟真处理。

马上，这些鞋将从曾小伟手中中转，通过电商卖家，流通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安福电商城后门附近，一家养生会所的地下车库，是当地声名在外的假货集散地。车库里，可以看见一排排没有门牌和店名的小档口，每个档口面积不过10余平方米，地面洒落着各种假鞋标签，墙上则贴着用来联络或进行支付的二维码。

虽然室内简陋，但每间档口都安装了铁门，窗户也用纸板等杂物封堵得严严实实。

档口内只摆放着当天要发出的零售订单货品。更多的假货，被批发商分散到互不关联的地点。如果下级批发商或代理吞货量大，他们就会用货车到偏远的街角秘密交易。

交易非常便捷，档口老板在账本简单登记，取货人验货用手机对着二维码一扫，结束。

这是莆田市政府2010年大力打假后的售假场景，相比以往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制、售假产业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沉入水下。

每天，大量假鞋从这里由曾小伟这样的二级商中转发往全国，电商平台是最主要的销售渠道。

中国的假鞋产地集中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带，凭借与台湾隔海相望的近距离优势，上世纪80年代起，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等国际驰名商标运动鞋厂商，纷纷在此设立代工厂。代工厂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建晋江与莆田。

晋江的假鞋产业比莆田发展更早，但电商平台发展起来后，莆田后来居上，一度被外界冠以“假鞋之都”。

莆田市政府2014年的数据显示，全市范围内共有大小鞋厂超2000家。

曾小伟长期游走在莆田售假产业链中，熟知内中规则。他从批发商手中拿货，50元至200元不等，且能拿到假冒高仿鞋(俗称A货)，以零售匡威高仿鞋为例，曾小伟从莆田进价80元，上线至电商平台标价提至299元。

2014年，沿海一位客户找曾小伟以每双140元订走2000双高仿NB鞋，每双进价成本只要95元。这一单交易，曾小伟获得近10万元利润。

曾小伟称，大量二三线城市的授权专卖店也加入售假队伍。

安福电商城附近开有门店的批发商黄跃，每天会发货给山东、河南等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他发出的货多为高仿耐克、阿迪达斯与新百伦等知名品牌鞋，一个月销量多达数千双。曾小伟也有类似客户，中部某城市一家市级知名品牌运动鞋专卖店经理，就长期找他买进假鞋，掺杂进实体店的真鞋货柜售卖。

“专卖店货架上看到的是真品，但售货员从仓库给你装入袋中的未必就全是。”曾小伟说，他多次光顾香港免税店，发现里面也有莆田产的假冒运动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