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
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
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
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
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
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
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
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
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
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
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
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
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
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
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已迈开了大步。
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
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
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
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
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
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养成的习惯。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
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
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
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得慌。
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
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
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
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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