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洪的背影（下）

​父亲马洪的背影（下）

作者 马雅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等，只在国务院下面主持咨询机构，作经济智库的头头。

在1987年4月的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父亲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提出应当“紧缩”的建议，而当时邓小平和国务院领导都主张经济应当“更热”。  

那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议，具体缘由如下：在“六五”期间，我国曾连续几年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势很猛。“六五”计划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600亿元，可实际完成了5,330亿元，超过计划48%。在1984年至1986年间，全国投资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设项目有7万多个，在建规模达5,300亿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从1986年1月至6月，新开工的基建项目又有11,000个，缺口更大。消费基金在整个“六五”期间，年增6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4%。从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票子弥补的分别占92%、61%和44%，货币发行量年增25.7%。因此，这又导致物价增长过猛，都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每年13.7%和国民收入每年11%增幅的预期。   

父亲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于1986年7月18日给时任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过热的表现、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最高层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进改革，这一建议未得到及时的重视。到了1987年，投资过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则愈演愈烈。

所以，同年4 月间，国务院开会讨论此事。而原来拟定发言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 突然说他不做汇报了，让马洪代其发言。姚的稿子本来就是马洪起草的，马洪便在会上大致讲了以下观点：1、在国民经济的“助跑期”，应为日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基本条件，而不应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2、在打基础的阶段，应适当节制消费增长；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中，要经常保持运行中的整体有效性，这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看到马洪的发言明显与邓的精神相悖，国务院领导不得不打断其发言并介入。他按照既定的口径，强调遇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深化改革，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之后，会议的意见就一边倒了。

据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怒之下，打算把爸爸“撸下来”，后来经薛暮桥老的劝阻，才作罢。我常常纳闷：爸爸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居然左右开弓？是不是他小时候在村里读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变得愚忠？他怎么就不会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呢？

由于改革开放，国家的生产得到发展，有时候导致经济“过热”，因而几次出现通货膨胀。遇到当时具体的情况，爸爸力主冷却、压缩。1984年，他的意见被采纳，帮助稳定了时局。而到了1987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却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爸爸在国务院研究开发中心，主持了“山西能源的调查”“上海的宏观规划”“2000中国”等等国家重大发展项目的论证和制定，开展了持续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他还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文章，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内部政策的报告。

作为国家经济智囊的主导，他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贡献。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

1993年，中央主要领导让父亲主持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书, 并亲自作序，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接着，中央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电视台到场采访。在那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多数人讲了一些拥护当时流行的一个新观点“三个代表”的话，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却说：“我50多年前加入党，是在镰刀斧头下宣的誓，为工农利益、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宗旨。”事后电视台录播座谈会时，父亲的发言被删去了。  

事也凑巧，不久，在美国定居的我和儿子，看了有关斯诺当年访问延安的文献片。我挺兴奋地打越洋电话，告诉父亲，他的外孙已经知道延安，知道那是当年姥爷姥姥十几岁时，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据地。父亲听后，感慨万端，但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说话有困难，很久才迸出这么一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听了，却不知该说什么为好，老半天没吭气，父亲遂挂上了电话。事后想起，我一定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人到晚年，与老朋友相逢往往是在医院。一次，遇见了邓力群，他几近双目失明，而他握住爸爸的手，不住地说：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又一次，爸爸则遇见当年国务院的领导。在改革初期，他们听从时代召唤，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前途，呼风唤雨，一起战斗；到此时，两人只有拱手致意。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老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

记得有一年，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就常到那里去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商议一下。”顶班的护士问我宋平是谁，我一听就落下泪来。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2004年，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2007年，我回国奔丧，见到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从而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肃杀寒秋罕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却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