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身高约5英尺10英寸，体格清秀；他肤色偏白，眼睛黝黑，鹰钩鼻；尽管年事已高，功德盖世，他的面容和体态依旧端好，未显老态；他人格具有吸引力，贵为君主，既和蔼可亲，又不失尊严。皇上身着黄色的宽松锦袍，头戴黑丝绒帽，帽顶的一颗红珠下面安插着孔雀花翎，这是满洲大员最高等级的标志；他还足蹬绣金的缎靴，腰束一条蓝色的绶带。”
1793年，一位英国外交使团的随员，对大清国皇帝的容止，作了如此的描述，乾隆时年82岁。乾隆这次与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会面，有人说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但后果只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显现出来。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是康熙皇帝之孙，是满清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的为人处事酷似康熙，故深得爷爷的宠爱。据说也正因此，弘历的爹才上了位，成为雍正皇帝。这全都归功于康熙爷已认定，弘历将来能承继大统，是块接班人的好料。
弘历果然不负众望，文武双全。作为皇子，他作钦差出京办事，或在朝中参与决策，都显示出恩威并施的领袖素质，受到雍正的信任。
弘历25岁登基，年号“乾隆”，意为天道昌隆。乾隆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最久和最长寿的君主之一。在他的治下，中国人口破三亿，甚至有GDP居世界之首的说法。他平定了新疆、蒙古、西藏，六次南巡，修四库全书。这些文治武功，人们多已耳熟能详。本文则试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介绍一位不尽为人知的乾隆爷。
首先，民间盛传乾隆或有汉族血统：1）雍正皇帝偷将自己的女儿与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儿子置换。其证据是乾隆六下江南，曾有四次居住陈家，与亲生父母相聚。2）雍正在热河避暑山庄“狮子林”里，曾宠幸汉族宫女。此事乃嘉庆皇帝（乾隆之子）亲口提起。
姑且将以上两点作为八卦放置一边。而乾隆即位之后，却公开划清了他与汉族的界限。乾隆念念不忘，他是满人统治天下的皇上。于是，他特别注重保护满族的语言文字与文化，维持满族血统的纯正，并弘扬藏传佛教（黄教）。乾隆采取了以下与先帝们颇为不同的措施：
一）正本清源，以满族传统为荣，增强文化自信。
幼年期，乾隆即学习满汉蒙语，并且安排了学习藏语和学说维吾尔语的机会。但他本人格外关注保存和推广满人的语言。他声称：“满人的基石，在于语言。”
他派人制作了新满文字典，还指示编辑“御制五体清文鉴”－它包含满文的词根，是用满文译成汉、蒙、回、藏文的同文字典。乾隆甚至下令把满文中外来的汉字剔除，以仿照的满字替代，汇入了新的满文字典。在乾隆治下，汉文著作直接由词义译成满文，而不像在康熙治下，汉译满的文字是按照汉字的音译，来进行翻译。
乾隆称满文为“国语”，致力保存满文文档；据悉，乾隆宫廷的满文文件多达一万余宗，许多竟无汉文的文本。
在开拓和统领了辽阔的西部后，乾隆用满汉蒙藏回五种文字，亲自为此地命名为“新疆”，尤其突出了满文的首要地位。
乾隆还下令整理满族的语言起源、历史和礼仪手册。在1747年，他秘密地指令整理萨满教经（满族祖先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后来它在四库全书中正式出版。
为了强调满人尚武的文化，乾隆恢复了他爷爷康熙的路数，每年秋季率领满蒙贵族子弟，到热河（避暑山庄）的木兰围场上，进行皇家围猎。他每年在避暑山庄，连办公带围猎，一住就是小半年。乾隆一生去此地达50次之多，在避暑山庄，他完全遵循祖先的规矩，监督亲族子弟射猎，熟练满人的武功。在接见满族臣工时，他常常用“清语”“清字”，以测验他们是否忘本；不能用“国语”回答者，轻则“申饬”
重则撤职。另外，如果他们参与科举考试，必须先考弓马骑射。其目的即复兴满人传统的文化。
满人祖先是女真人，历史上女真人的金国之覆灭，乃前车之鉴。所以，满人入关后的前150年，对其族群自我保护的忧患意识，仍相当浓厚。所以，乾隆的“满州化”（去汉化）的主张，也代表了当时满人上下的共识。
二）改革八旗，保持满族的活力与战斗力。
“八旗制度”原是清军入关以前，由皇太极设立的。它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战时为兵，平时为民，战斗力非常强。为了壮大兵力，“八旗”（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除了满人外，后又增添了蒙八旗和汉八旗（主要由明朝的降軍组成）。当年，八旗为清军击败明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乾隆虽为一国之君，却属于少数民族，他对此有敏锐的直觉。因此，对人口比例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早期，八旗制度是建立在文化、生活方式和语言的基础上，而并非基于祖先或家谱。因此，当年才有“无论满汉，但论在旗”之说。
然而，在人口膨胀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下，乾隆改变了原来的政策，把八旗重新定义为：基本上只限于满蒙的后代，而强迫汉人出旗。但在此也需要指明，出旗的都是入关后归附的汉人部队，而“随龙入关”的中上层汉裔旗人，并不包括在内。相形之下，那些在福州、广州两地的驻防汉军，多属于三藩平定后投降的三藩旧部，是汉军里最边缘的群体，故首当其冲。
由于“八旗”是贵族，享有特权和俸禄。改革八旗，汉人被迫出旗，不但是卸磨杀驴，减轻财政负担；更是因为乾隆发现，满人入关多年后，渐渐沾染了汉人贪图安逸的种种恶习，致使原来淳朴的品质受到腐蚀，战斗力衰退。
可乾隆得理不让人，甚至对前帝们“唯忠是论”，不计较“汉八旗”不是满人血统的标准，作了道德上的否定。他特地派人著书立说，揭示当年由明降清的汉人实为叛徒，与此同时却颂扬效忠明朝的忠臣。这样，乾隆不但剥夺了许多降清汉人的特权，还敲打他们：你们其实是“贰臣”之后，有着见不得人的家史！经如此当头棒喝之后，这些汉人才缓过劲来，原来自己是“奴才”。这样，乾隆不但清理了族群队伍，并以此加强了满人的统治地位。这是组织上的整顿。
令人感慨的是：如此重大的行政改革
，尽管“牵一发而动全身”（减轻财政负担，精简臃肿机构，清理军队的族群队伍），但因事先策划得周密，实施时又执行得稳妥，全国上下竟没出什么大乱子。其领导水平，你懂的。
在避暑山庄，乾隆接见外交使节，颁发文件，任命官员，其功效等同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完全由满蒙贵族当权、汉人被排除在外的另一个朝廷。
乾隆还在热河复制了拉萨的布达拉宫等藏传佛教的寺院，即“外八庙” 。在北京和热河两地，乾隆为黄教大兴土木。仅北京城内，先后就修建寺院三十二座；而在两地寺院上的花费，总计高达1500万两白银。其目的都是：将这两个皇朝政治中心，同时打造成黄教的信仰中心。
满族出身的乾隆，对蒙、回、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境遇，比较敏感。因而其治理方式，便与既往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有差异。
理藩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门”，清军入关以前，为了打击明朝，对于“衣食同样”的蒙古部落，皇太极采取联姻等团结政策。所以，不但北部有了安全的后方，甚至可以借力打力，共同对付南部的明朝。
后来这“蒙古衙门”进一步发展完善，到了乾隆时期，为处理各“藩” 事物（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一度甚至包括俄罗斯），它演变成为“理藩院”，即当今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机构为中国历代王朝前所未有，是清朝的首创。乾隆实行刚柔相济的策略：叛乱时铁碗镇压，平时则怀柔远夷，因俗而治。这种有弹性的的统治手段，保证了清廷长期边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
三）弘扬藏传佛教（黄教），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满族的统治优势
跟他信奉黄教的祖先一样，乾隆也是藏传佛教的信徒。
1744年，乾隆把雍和宫——他的出生地改建成藏传佛教寺庙。这使得乾隆尊佛的声名远播。为此，西藏七世达赖从尼泊尔购得整根白檀木运往北京，雕制成总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站立式弥勒大佛，现存于雍和宫的万福阁大殿。由于雍和宫地位显赫，不止在蒙藏地区享有崇高威望，在内地也成为黄教中心，专理京师、热河、五台山的北方事务。
雍和宫大殿前有一碑亭，亭内立方形石碑，四面分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碑文《喇嘛说》。碑刻汉字是乾隆本人的工笔楷书。刻碑立宫是为了警示后人后世：“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强调了西藏的安定，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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