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事件被指趋向规模化 施暴者多为初中生

 1年多过去，13岁的女生小曼（化名）依然常常从噩梦中惊醒。20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小曼被同校的几名女生拳打、脚踢、扇耳光，还被点燃的烟头烫伤了手臂和面部，头发也被抓掉了一大片……
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近年来频频被曝出。在校园暴力事件中，女生施暴行为增多、初中生比例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新特点。
8月15日，共青团陕西省委邀请律师、法官、专家和公益界人士，共同聚焦校园暴力现象，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分析探讨、提供对策思路。
女生施暴多采用侮辱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3年到2015年，我国各级法院审结的100件校园暴力案件中：针对人身伤害的暴力已经占到88%之上，实际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高达67%。
“新近发生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正趋向‘规模化’。”对在媒体上搜集到的51个校园暴力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后，西北政法大学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管华发现，有多人参与的校园暴力事件多达37例，且均为多个孩子殴打一个孩子。
施暴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使用刀具、棍棒和其他工具的，有十几例；超越限度的侮辱，如辱骂、下跪、食秽物、现场拍照、拍视频上传网络的，有20多例。致人死亡、重伤的占约30%，更多的则是使受暴者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敢见人、神情恍惚、恐惧上学。
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往往发生在放学后，刚刚放学时发生率最高，其次是上课前后。在寄宿制学校，则多发于晚上。事发地点主要在宿舍、厕所，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法安装摄像头，除此之外多发于校门口。
令人意外的是，女生施暴行为占到一半，多采取侮辱方式，对受暴者造成心理上的严重伤害。
“相较小学、高中而言，初中生校园暴力最为严重，占64%。”管华表示，发生在初中阶段的校园暴力常以“团伙暴力”为特点，往往是打群架、多对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的统计报告：从涉案阶段看，小学 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 任，所以初中生的校园暴力实际发生率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55人，占34.59%；已满十六周日岁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
只有动刀动棍、严重攻击才是校园暴力？
在我国，什么是“校园暴力”，至今没有明确界定。
很多人认为，校园里的语言侮辱或同学间的外号、口头禅，只是玩笑，不算暴力，只有动了刀子、棍子，有严重的攻击行为才是真正的暴力。老师对学生语言上的不妥当，也会被认为只是出于教育目的，而非暴力。
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校园暴力似乎只是那些“发生在学生中，以欺凌为主要目的的肢体暴力和侮辱行为”。只有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才可能引起相应的重视。
即使如此，这样的校园暴力在现实中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专家认为，社会经验 不足、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方法，使未成年人在遭遇暴力欺凌时，往往胆小怕事、不知所措。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主动或在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学校或父母，“这 使大多数的侵害行为被遮蔽，也使其发生往往具有长期性”。
同时，处理校园暴力事件中，学校普遍的失当做法也给未成年人传达了错误信息：只要没被媒体报道出来，或没有家长追责，学校就会“能压则压”“能盖就盖”，态度消极。
通常，暴力行为轻则由班主任老师教育批评，重则由学校教导处给予纪律处分，不到万不得已，学校很少会选择报警求助。否则，事情“闹大”，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和学校领导的仕途。
发生在某职业院校的一起刑事案件，令当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法官记忆犹新：5名女生在放学后，用酒瓶、烟头等工具，对同校的另一名女生进行殴打、侮辱，手段极其残忍。一审法院依法判处了5名施暴者实刑，但5人的家长托关系、找熟人到二审法院，要求改判缓刑。
“这些家长还未意识到，自己孩子的行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家长的行为将传递给孩子错误信息，“我犯任何事，都可能在家长协调下不受制裁”。
相关立法仍存空白
“校园暴力，就只是学生间打打闹闹的小型纠纷。”在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徐征看来，公众的这一普遍认知，已造成此类案件与法律间的关系疏离。
2011年至今的5年里，西安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涉及校园暴力的法律咨询2580人次，受理并办结的却仅为200件左右，占7%。
“咨询的多，申请的少。”很多人认为，校园暴力只是孩子间的打闹，加之事情发生在同学间，对采取法律途径处理也有顾虑，所以大都会选择调解解决。
事实上，我国校园暴力立法也存在“空白”。陕西省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江涛表示，在特别法立法领域，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而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侮辱行为，均没有涉及。
在一般法立法领域，“对暴力侵害、妨害自由等行为的法律惩戒标准过高”。比如，只 有造成人体轻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才分别构成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而对于污辱、诽谤，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罪，且该罪属于 “自诉”范围，必须要当事人自行搜集证据、自行去法院起诉。
校园欺凌上升到刑法的，少之又少，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不予处罚，但应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重’对未成年加害人的保护，‘轻’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使现行法律对校园暴力的惩戒缺乏双向保护的平衡，也很难对施暴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我国现行法律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使其在犯罪后常受不到有效处罚，这也导致校园霸凌行为的屡屡发生。”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杨川林认为，在校园暴力防治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针对校园霸凌行为，英美两国都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以英国为例，有两部主要立法，“恶意通讯法”和“平等法”。美国则有5部法律，涉及中小学校园霸凌行为：“民权法案”“教育修正案”“康复法案”“年龄歧视法案”及“残障人士法案”。
这些立法中，对校园暴力行为与其他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在英、美两国，通常以下两大类行为并不被视为校园霸凌。一是刑事犯罪行为。以下4种行为不列为霸凌行为，而属于刑事犯罪，它们是“用武器和其他物品严重攻击别人”“明显的偷盗行为”、“伤害身体或者杀害”“性侵害”。
其次，是次霸凌行为。次霸凌行为，是指在激烈游戏和相互戏谑中受伤，不过这些行为并没导致伤害，“它们并不属于校园暴力范畴”。
美国的校园暴力范畴，被列入的法律主体有4个：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工作人员、家长、校外机构，美国非常重视“家长”和“校外机构”在校园暴力发生后的法律责任。
早在1999年，英国就规定：家长在校园暴力发生后也负有连带责任。实施霸凌行为 的学生遭停学处分时，家长也是责任主体，需要配合学校和有关当局来治理未成年人的行为。法院发布的“教养令”包括个两方面：一、家长要负责对学生的课程辅 导；二、家长要配合学校改善学生的行为。
另外，美国规定，在学生出现违法、反社会，甚至任何具有威胁性、挑畔性和破坏性的行为时，法院也可以对家长发出“教养令”。这样的举措，将家长有效带入校园暴力的治理范围，也减缓了有关机构的压力。
此外，英美两国均十分重视校外机构的参与。“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很多事情需要通过专业机构完成。”——如果学生因为霸凌行为被停学，或是面临退学处分，除了给予学校的辅导，政府也会通过校外机构依法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务。
防范校园暴力带来“二次伤害”
直面校园暴力，寻求解决途径，成为必须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4月28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对校园欺凌开展专项治理。这意味着，校园暴力问题已引起重视，将其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
在专家们看来，一个多方联合，社会参与，协调互动，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综合治理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
“‘三级预防’体系亟须构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表示。“一级预防”针对全 体学生，加大教育力度，帮助其建立底线意识、安全意识和面对暴力时的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校建立畅通渠道，制定应急预案，定期排查潜在的校园暴力诱因， 为学生提供随时可触及、随时可获得、随时可信任的帮助，消除被欺凌者的心理恐惧，治校园暴力于“未病”。
“二级预防”：在已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对施暴者及时制止、训诫，对受害者及时救助、辅导。
“三级预防”，杜绝可能会持续或反复发生的校园暴力，或因媒体报道带来的二次伤害。
这其中，“判后教育”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我国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后，施暴者除了进少管所，就是被判缓刑回家。实际上，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多有缺失，他们回到社区后无人看管，重复犯错率非常高。
对此，有专家建议，将较为严重又不至于刑事处罚的校园暴力加害行为纳入收容教养制 度。同时，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进一步发挥工读学校作用。在海口等一些城市，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心”被认为是有益的尝试：不良行为青 少年将被强制入校接受教育培训和矫治，相关培训对象也包括其家长。
目前，我国的两部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偏重于对青 少年权利的维护，多倡导性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规则。但由于程序原因，要从立法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又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对现有的法律进行适当的条 款修订，不失为现实和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