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制:旧西藏不是“香格里拉”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

昔日农奴：小贵族把我当马骑
拥珍，现在是俄杰塘社区居委会老年文艺队的演员之一，66岁的她跳起舞来，十分精神。50年前，拥珍是拉孜县一个贵族庄园的小农奴。“我妈妈也是农奴，因为生活所迫，将我抛弃了，逃走了，从我会说话起，就成了那个庄园的农奴。”
 
拥珍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依然愤慨：“放牛，放羊，还得背着贵族小少爷，他把我当马骑。”1959年民主改革，拥珍走出了住了16年的“朗生”院，分到了田地，还被招为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从此人生发生巨变。现在的她，儿孙满堂，生活幸福……
农奴主：华丽庄园尽显奢侈生活
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
 
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据悉，1959年之前的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他的家族当时在西藏拥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奴。拉萨三大寺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藏克，牧场26个，农奴和牧奴4万余人。
 
农奴：会说话的工具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可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等阶层。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为支差者，占农奴的60%——70%，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于“堆穷”。
 
“堆穷”意为小户，约占农奴的30%——40%，主要指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为其支差的农奴。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朗生”。
 
“朗生”占西藏人口5%，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被砍掉一只手臂的西藏农奴
封建农奴制的来龙去脉
吐蕃王朝崩溃后：产生僧俗联合、政教不分的新兴农奴主
吐蕃王朝（7——9世纪时古代藏族建立的政权）崩溃后，残存的旧贵族、地方豪族势力成为各种权力的垄断者，他们利用宗教的控制力量，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封建割据势力，称霸一方。贵族、寺主等高居社会上层，享有并世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10世纪初，乌思藏、阿里、藏北地区原有的和新出现的村落逐渐恢复和发展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原吐蕃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藏族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从“王田”发展到由封建农奴主占有。其次，吐蕃王朝全面崩溃后，原吐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不断分化和转变，出现了新兴的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
 
此外，随着宗教社会基础的扩大，一些僧人开始跻身于社会上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与地域性封建集团逐步结合，成为新兴农奴主的一部分。这些有权势的大封建农奴主一产生，即具有僧俗联合、政教不分的特色。
溪卡：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最早雏形
从9世纪中叶吐蕃奴隶制政权灭亡后，经过100多年，吐蕃境内出现了封建庄园（即溪卡），溪卡取代了往昔的农田与牧场，成为藏族封建社会的最早雏形。10世纪末期，纳里速地区首次出现封建领主庄园。
 
13世纪萨迦地方政权时期，领主庄园制在西藏各地普遍建立，基本上取代了较为普遍的土地自耕形式。世俗封建领主为巩固其势力与宗教首领互相利用，形成具有世俗势力支持的教派集团，教派之间的互相争战，导致农民失去经济自主权和完全的人身自由权，变成依附于领主的农奴。
元朝：西藏正式进入农奴制社会
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全国后，西藏建立了以萨迦教派为主的地方封建政权，吐蕃地区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经济形态的转化，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强化，藏族地区长期以来分散割据的局面结束。在元朝的直接统辖下，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渐得以确立和发展。
 
元中央政府对西藏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并将西藏各地以领地形式分封给各地领主，赋予其对土地、农奴实际的占有权和管理权。明代中央政府继承元代制度，将土地、农奴分封给各领主。清代，清政府授予西藏地方最高首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土地所有权，再由其把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各领主，从而形成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土地分封等级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