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的角度看“大寨模式”

 要点陈述 

• 对标改革开放时代的蛇口工业区，大寨抢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生产第一赛道

• 对标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华为“科技自立”方案，大寨形成了西方封锁下的农业“自力更生”1.0版本

• 对标新时代的城镇化和产业化进程，大寨又将创造什么样的估值故事？

在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创造什么奇迹？有“改革试管”之称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初期面积2.14平方公里，占深圳总面积的1‰，凭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创业理念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圳奇迹。同样是国家赋能，一个山西太行山下的小山村——大寨，面积1.88平方公里，占昔阳全县面积的0.96‰，如何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一明星村”？

新中国成立后，大寨全村约200口人，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敢于向大自然宣战，治理7条沟，将4700块三跑田改造成2900块三保田；三战狼窝掌，将1.5公里长的荒沟变稳产高产农田；六三抗洪，再造一个新大寨；以及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等”^[1]系列奇迹，先后有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陈毅等上百位国内外政要到访，吸引国内上千万人次以及五大洲134个国家2.5万名外宾参观，闻名中国乃至世界20年。其中缘由，本文尝试从“赛道”、“模型”和“资产”三个维度来梳理分析。

  1.粮食生产第一赛道 

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断言代表了西方社会对新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严重质疑。

（1）国家现实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几千年来，虽然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但是农业的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差，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饥饿一直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生存痛点。

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建国初期的人口总量为5.42亿。1964年达到7亿以上，十五年净增1亿人口。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口。从1964年到1974年的中国人口来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由此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人多粮食少。^[2]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最低人均日食热值水平为2300大卡，相对舒适水平为2600大卡。中国卫生部门推荐标准是2400大卡，即全国人均粮食需求为407公斤（不包括肉蛋奶等其它营养），基本可满足中国成人正常生存需要。研究认为，人均粮食供给量不低于248.6公斤，才能保证每人的生存安全，若低于此值，则会发生绝对的粮食危机或绝对饥荒。

对照当时粮食产量，1949年为1.1亿吨，相当于1936年水平，人均208.9公斤，低于生存安全红线。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产量分别为1.7亿吨、1.4亿吨、1.36亿吨，年均增长率为-16.5%、-18.0%、-5.4%，人均粮食分别为252.5公斤、217.3公斤，207.3公斤。1964年为1.9亿吨，人均266公斤；1969年为2.1亿吨，人均261.5公斤。1974年为2.8亿吨，人均303公斤。^[3]。显然，建国后中国人的吃饭危机相当严重。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虽然粮食生产有一定的发展，但人均粮食产量基本维持在生存安全红线上下，如果按人均实际占有粮食计算，则绝对在安全红线以下。

（2）大寨样本

大寨地处土石山区，土地贫瘠，但是陈永贵及其领导的大寨人刚从旧社会走出来，刚刚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做了土地的主人，无疑拥有极大的生产热情。陈永贵天生又是一个农业生产高手，他的粮食产能不断刷新着纪录，一次次被评选为“省级劳模”。1949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合作组平均亩产84.5公斤，人均284公斤，在新中国的起点上就领先了全国平均水平近80公斤。1953年，陈永贵的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亩增产至131公斤。1958年，大寨人民公社的平均亩产达到271.5公斤，提前9年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三年困难期，大寨经历了先旱后涝两次灾难，但平均亩产仍然超过上年，亩产分别达到308公斤、330.5公斤和336公斤，这与同时期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负增长、生产大幅度滑坡、许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形成鲜明对比。1963年，大寨在遭遇水灾之后，平均亩产仍然达到372.5公斤，社员人均口粮达到200多公斤。1964年，大寨亩产达到404.8公斤，实现“过江”^[4]。1970年，大寨的粮食亩产首次超过了1000斤，创历史新高。

通过上述这些硬指标可以看出，大寨的粮食生产力是扎实的，从1949年开始，人均粮食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之后逐年提高，不仅提前9年完成国家规划指标，而且用20年实现产量将近翻一番。三年困难时期，大寨不仅没有向国家要救济粮，而且每年售公粮12万公斤以上，还先后向周围困难社队借出或平价出售粮食、种子、饲料、谷糠等。对于刚刚从国家最困难时期走出来的全国人民来说，大寨经验无疑具有极大的提振作用，所以被毛泽东树立为“全国农业生产的典范”。

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大寨进行的实践探索主要是通过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提高粮食种植面积，通过改进种植方法提高粮食亩产。这种经验或做法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应用。同期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粮食种植面积得到了显著增长， 1949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为16亿亩，1971年就达到了18亿亩。大寨经验深刻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为后来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姜春云副总经理考察大寨后说，“我国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先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建成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和基本农田，这些基础设施，为我国粮食产量迈上6000、7000、8000、9000亿斤大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寨在这一世界罕见成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5]

今天来看，在粮食生产这条赛道上，中国有两个标杆，一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小岗村，一个是大寨村。小岗村面积是大寨的8倍，生产条件远胜于后者；大寨成名于毛泽东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明星村，两者不能同日而语。但从根本上说，谁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答案是毛泽东^[6]。从数据来看，1971-1978种植面积保持18亿亩，为史上最高，粮食产量达3亿吨，人均316.6公斤。但1979以后到21世纪前10年，种值面积约16亿亩，粮食产量为四五亿吨，人均330-400公斤，变化幅度有限。

  2.陈氏模型：自力更生1.0版 

在解决中国粮食产量的问题上，有三位大功臣，分别是陈永贵、袁隆平和李四光。

陈永贵的C位出道及其“大寨模式”的成功出现，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自然选择，其系统性原因可以概括抽象为一个“陈氏模型”，主要包括五个层面：一是国家建设平台；二是自力更生战略；三是农业生产政策环境；四是大寨自发展实践；五是社会影响力投资。

（1）国家硬件平台：新中国建设试验阶段

时势造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平台，是陈永贵成长发展的时势背景，也是大寨模式形成的最大历史机会。

从解放前的土地改革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包括初级社、中级社、高级社等不同阶段不同组织形式，再到人民公社，刚刚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泥潭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尝试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诸多改革实验，自然地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奋斗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了舞台和机会，由此也发现和树立了多个先进典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学大寨”与“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共同进入了国家三线标兵序列。

从当时中央的用人思想来看，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毛泽东立意要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状况，大力提拔工人和农民，尤其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考虑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干部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7]。这为陈永贵在进入国家领导人视野之后迅速成长为农民巨星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机会。

（2）战略操作系统：自力更生1.0版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全面封锁，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中国农业发展必须靠“自力更生”，这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预装在陈永贵及大寨人心中的操作系统。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8]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的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具体在大寨的发展过程来看，陈永贵及大寨人时时处处的确都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并且形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佳实践。尤其是六三洪灾时，陈永贵提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一是不依靠，不等待，多快好省，提高效率；二是发挥集体力量；三是一个目标一股劲，养成同心协力的好习惯；四是看到自己的力量，发现生产中的潜力，过去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有胆量办好办成，增加了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五是勤俭办事，细水长流；六是困难越大，办法越多，克服一个困难，解决一个矛盾，人就有一次新的提高；七是不走长路，不知路远，发现了差距，才有消灭差距的可能；八是自力更生战略了灾害，使村民更加扬眉吐气，腰杆挺得更直了，说话做事更理直气壮了；九是使青年认识到困难不可怕，苦干实干，靠自己的双手能把幸福争回来；十是比学赶帮，积极走自力更生之路。^[9]当然，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而是不依靠外援，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之上。

正如当前中美贸易战中，任正非主张的“开放式创新”。任正非和陈永贵都不约而同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国家战略，区别在于：华为的“科技自立”是科技版的自力更生，大寨的“生产自救”是农业版的自力更生；前者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标杆，后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标杆；如果华为是自力更生2.0版本，那么大寨就是自力更生1.0版本。

（3）专业应用程序：农业生产政策引导

当时国情背景下的农业政策有：毛泽东提出的 “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及其牵头制订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其中规定的增产措施无疑对大寨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要求的经验推广方式，包括印发材料，举行农业会议以及农业展览等，又为宣传推介大寨经验起到了平台孵化作用。

（4）全民励志书：陈永贵及大寨自发展实践

上述国家战略及领导人思想在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反过来，陈永贵及大寨模式也是国家平台孵化出来的最有价值个人（MVP）及最佳农业实践。一个农民陈永贵被破格提升为大国副总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寨被塑造成为全国明星村。陈永贵作为“中国农民第一人”，“大寨样本”作为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励志书”，主要标志性事件如下^[10]：

10年造地计划

大寨村史上第一次向大自然宣战。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在农田基建方面投工21万个，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移动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担石头880多担、往地里担粪及庄稼50000公斤……治理了7条沟，垒起了总长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了2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三跑田”（跑土、跑水、跑肥）改造成2900多块“三保田”（保土、保水、保肥），修成了高产、稳产海绵田（疏松、提墒、保暖、吸水、高产），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

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之最，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200米，总面积8.8万平方米。一战，全村58个劳力披星戴月干一个冬春，筑起38条石坝，填几万方土，造20多亩地，最后被一场夏雨冲毁；二战，三个月将坝基深挖至1.5米，坝身由1层加到4层，全用一人搬不动的巨石，还在上游修了1亩地大2丈深的缓洪坑，又被一场雷暴化为乌有；三战，改直线坝为拱形坝，地基5尺，下宽上窄呈梯形，石子填空，石灰灌浆，70人在零下20多度干了27天。从1955到1957，大寨人前后三次治理，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终将1.5公里长的荒沟改造成农田，创造出闸沟造地新经验。

六三抗洪，再造新大寨

1963年8月，一场大暴雨连下七天七夜，降雨量达590毫米，相当于1962全年的降雨量，一下子把庄稼冲了，地刮了，房也塌了，十年经营成果付之东流。陈永贵处理如下：

第一，这是大大的喜事，说“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提出“先治坡，后治窝”、“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方针，制订“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规划，5天扶起250亩倒伏庄稼，2个多月救好500多亩遗留庄稼，新建40间人字架瓦房和20孔石窑洞……后来，实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修复了全部被毁土地，三年多就建成了大寨新村。第二，谢绝中央和省、地、县的各种救济，提出“三不要”和“三不少”。当年实现大丰收，除亩产比上年减少4%，其它任务指标都圆满完成。

这次洪灾，是大寨的一次毁灭性灾害，也是直接让陈永贵和大寨引起党和国家高层领导重视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重新安排昔阳山河

从1967年到1970年，昔阳县改造五大川，共进行了1225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动用土石1300万立方米以上，先后修建了1000多公里大坝，新造土地6万多亩，极大改造了昔阳农业生产条件。一条条荒沟变成了米粮川，一片片河滩变成了丰产田。1969年全县亩产达“纲要”，比1966年翻番。1970年全县平均亩产一跃过了“黄河”，比1966年翻了近两番，总产量超过1亿公斤。

西水东调工程

这是昔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计划通过打一条长15公里的调水隧洞，开一条长40多公里的北干渠，把流向黄河水系的潇河水跨域搬到海河水系的松溪河，预计发展10万亩水浇地。工程启动于1975年5月，全线铺开建设在1976年3月，最后于1979年7月停建，累计完成399万立方米，用工592万个，投资5090万元，原计划占比均超过50%，但这是一项烂尾工程，在争议中开始，又在争议中停止，1980年7月最终下马。^[11]

（5）社会影响力投资

主要有七个关键要素：一是政府引导：从晋中地委，到山西省委，再到党中央，介入的政府部门的级别越来越高，起到了引导社会投资的作用；二是媒体估值放大：由省级媒体《山西日报》，再到中央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宣传估值上，已经从一个省放大到了全国；三是国家公信力背书：有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加持，以及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背书，市场效应达到最大化；四是公共概念股：当时的公众话题聚焦在党支部工作和农业生产劳动管理经验的分享上；五是明星成长故事：陈永贵由一介农民到大寨村支书，再到昔阳县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书记，最后升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经理，在工作平台上进一步强化并扩大了社会影响；六是爆发力事件：六三抗洪事件；七是自我赋能：陈永贵本人，既是生产能手，又是演讲高手，讲话极具感染力，攒粉无数。

  3.梦想有多大，估值就有多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城镇化，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12]

大寨虽已发展成为一个亿元村，经济、人文、社会、民生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中国当下城镇化、产业化的大趋势中，应该如何评估和继承这份历史“资产”？这决定着我们将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第一，陈永贵作为大寨模式的创始人、代言人，不是天生的大寨人，而是“大寨移民”。

陈永贵祖籍和出生地都在昔阳县沾城镇。父亲虽从小在大寨一带扛长工，之后即使逃荒到了大寨，也没有在大寨立足，而是在离大寨1公里的邻村武家坪当的长工，竟也生存不下去。

陈永贵6岁被寄养在大寨村稳周老人李月妮家里，7岁开始打工，给地主家放牛放羊，10岁时成了财主家的小长工。也许这才是他扎根大寨的真正标志。因为自此开始的一切经历都似乎成为他日后从事粮食生产及创建“大寨模式”的最宝贵的经验积累。

后来，虽然进京赴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他仍然保持了“大寨移民”的身份，一不迁户口，不脱农籍；二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当农民；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各种会议等，又在回大寨后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一直保持国家干部和大寨农民的双重身份。后来向毛泽东申请对自己实行“三三制”，1/3时间在中央工作；1/3时间在面上跑；1/3时间蹲点回大寨，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陈永贵曾说，“他这样做，是在按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一项革命，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官员。”[13]

第二，大寨是农业治理体系下的中国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人合、地合、资合”的创业故事。

陈永贵出生于农历的第一天，也许注定日后要成为大寨第一人，中国农民第一人。

他经历过战乱，从土改中翻身解放，牵头成立老少互助组，在建国之前就加入了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组建初级社、高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他从一个孤儿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大寨村的生产委员、合作社社长、公社主任升任为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昔阳县委第一书记，曾任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所达到的事业高度，至今无人能及。

他和新中国的成长经历一样，都从一穷二白开始，带领大寨走上一条“人合”、“地合”、“资合”之路，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如“10年造地计划”、“三战狼窝掌”、“六三抗洪，再造新大寨”等一个个经典战役，从山西走向全国，从基层走向中央，既是他个人的传奇，也是大寨人的集体传奇。陈永贵及大寨的创业精神理应得到传承。

第三，大寨是一所学校，陈永贵是校长，是农业版的“彼得·德鲁克”，向全国同时输出干部和经验。

正如作家赵树理所言，“陈永贵没一处讲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

（1）十年造地动员时，陈永贵提出“愚公移山精神”：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要全村人拧成一股劲儿，坚持干下去，总有一天能改变风水，改变命运。

（2）三战狼窝掌时，陈永贵边干活边鼓舞士气说：“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同时发明了“拱形结构坝”。

（3）科学种田方面，陈永贵提倡造地与养地相结合，“四不专种”（不专种豆、不专种麻、不专种瓜菜、不专种高粱）和“三不空”（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相配合，提出（玉米的）“三深种植法”（深种、深耕、深刨），独创（增加地力的）沤肥还田法（秸杆拌烘并发酵），在选种、育种、入种、套种、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新技术，掌握了一整套种地绝招，总结了一整套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经验。

（4）六三抗洪时，陈永贵以国为重，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提出“喜事论”；通过总结分析“战胜灾害的有利条件”，增强了社员抗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又提出“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1965年在《要当真正的革命派》中提出“四不倒”精神，即“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和“荣誉高，夸不倒”。

（5）时间复利观：为处理劳动与工作时间的矛盾，陈永贵打破常规，将会议搬到饭场，将办公室搬到地头，支部研究安排工作、解决问题都通过“三会”进行，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在重建大寨时实行“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即上工时担粪，下工时扛石头，利用上下工的时间，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盖房子的石头搬回来了，把时间用到了极致。

（6）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时，陈永贵动员大家时说：“我们只要有河有山，就有种不完的田，也有打不完的粮食。我们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又提出“只要大干才能大变”。

（7）适时创新劳动管理模式：1963年以前，实行“包工制”，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即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以及劳力、时间、报酬、任务数和质量固定；1963年洪灾之后，自主改变劳动管理模式，提出“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毛泽东评价说，根据地生活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努力，打仗都勇敢，完全不是靠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所以为中国部分农村及国外一些地方效法。

（8）以生产领导生产：自1952年以来，陈永贵坚持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不参加劳动生产的干部，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是好干部；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干部迈什么步，群众就走什么路；干部一离开集体生产劳动，就和社员隔了一层皮，眼睛不亮了，鼻子不通了，什么看不倒、嗅不到了，也就根本谈不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规定党员干部每年劳动量要在300天以上，同时制订了“四个不能算”、“五个不准”、“四个一样”和“干五活”等具体的操作标准。^[14]

（9）干群贫富论：陈永贵有句名言叫“领导干部富起来容易，让群众富起来难！”所以大寨的集体经济制度就是要打破“富了干部，穷了群众”的套路。

大寨是当时的全国农业中心。所以中央要求昔阳向全国输出干部，至少100位，并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有部电影《泪痕》（剧本名《新来的县委书记》）就是以昔阳干部李锁寿为原型拍摄的，李锁寿因此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15]

今天，大寨是昔阳县的最大资产IP，应进一步挖掘和开发其资产价值，再续新时代的大寨故事。